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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暫行辦法》(下稱《暫行辦法》)與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擬調整的雙重壓力下，中小銀行助貸模式面臨新的抉擇。

“原先的擔保模式似乎變得難以維系。”一中小銀行零售部門業務主管薛強(化名)向記者透露。

所謂擔保模式，主要是助貸平臺先向銀行存入一筆風險準備金(約占助貸資金規模的5%-10%)，再由銀行“配套”一筆助貸資金放貸，若助貸業務出現壞賬，銀行直接從風險準備金扣款填補壞賬損失。

然而，隨著《暫行辦法》要求銀行建立統一的合作機構準入機制，且不得因引入擔保增信放松對貸款質量管控，令他感受到擔保模式的可持續性被打上了一個問號。

記者多方了解到，在《暫行辦法》出臺后，不少助貸平臺正悄然將大量優質用戶借款需求流量導向分潤模式。所謂分潤模式，即銀行承擔風控與放貸審核職責、助貸平臺則提供獲客導流、輔助風控等服務，雙方按照事先約定的利潤分成，對助貸業務利潤進行分配，但也承擔相應比例的壞賬風險。

在不少助貸平臺看來，此舉的好處是減輕自身擔保兜底壓力同時，也令助貸業務操作流程符合《暫行辦法》相關規定，而且，整個助貸業務規模能擺脫風險準備金“束縛”，實現快速成長。

花旗銀行發布最新報告顯示，在《暫行辦法》實施后，分潤模式有望在中國助貸業務市場占據更重要的位置，究其原因：一是它更有效地遵守《暫行辦法》監管規定;二是它能給助貸平臺“釋放”更多資金，用于提升自身獲客、場景化布局與輔助風控能力，帶動助貸業務良性發展;三是銀行也能獲得更高助貸業務利潤，吸引更多資金流入這個市場。

“然而，目前引入分潤模式的中小銀行不多。”薛強向記者坦言，究其原因，部分銀行高層鑒于銀行資金安全的考量，尚未允許在助貸業務開展分潤模式。

在他看來，要讓這些銀行高層下決心試水分潤模式，一方面打鐵還需自身硬，即銀行內部消費信貸風控模型在控制壞賬率方面需要取得不錯成效，尤其在疫情沖擊期間依然能保持較低逾期壞賬率;另一方面助貸平臺必須具備完善的輔助風控體系以協助銀行進一步壓低壞賬率同時，還得擁有豐富場景布局與強大獲客導流能力，讓銀行能精準勾畫用戶畫像，從而做好更精準的風險定價與風控防范措施。

擔保模式賺錢“漸行漸難”

多位涉足助貸業務的銀行零售部門人士向記者坦言，基于擔保模式，以往多數銀行助貸業務都是賺錢容易。究其原因，銀行可以通過提取風險準備金填補壞賬損失，一旦壞賬壓力增加導致風險準備金消耗殆盡，銀行也能迅速叫停這項助貸業務“避險”。

與此對應的是，銀行基于擔保模式的助貸業務利潤率普遍較低。多數情況下，銀行從助貸產品提取7%-9%的貸款利息，在扣除約5.5%資金成本后，實際利潤率只有1.5%-3.5%;相比而言，承擔壞賬損失的助貸平臺則從助貸產品提取逾15%的貸款利息，利潤頗豐。

“由于擔保模式屬于‘躺’著賺錢，一些中小銀行也愿意接受低利潤率，因為在內部匯報時，它能作為銀行零售業務轉型的一大亮點。”薛強表示。但他發現，依靠擔保模式躺著賺錢的弊端同樣不少，一是有風險準備金做壞賬兜底，銀行在助貸業務風控審核方面顯得相對寬松，對助貸平臺的貸款發放審核建議基本是“來者不拒”，導致銀行零售業務風控能力的提升速度變得格外緩慢;二是助貸業務規模也受到很大制約，銀行內部規定助貸資金不得超過風控準備金的10-20倍，且單筆助貸業務金額上限不得超過2億元，無形間妨礙了銀行向零售業務的轉型步伐。

“在《暫行辦法》實施后，擔保模式正漸行漸難。”他告訴記者。近期他聽說個別銀行助貸業務在疫情期間的實際預期壞賬率增速較快(盡管有助貸機構提供風險準備金做了壞賬兜底)，但當地金融監管部門仍找這些銀行進行約談，告誡他們不得因引入擔保增信就過度放松助貸業務信貸資產質量審核。因此他所在的銀行內部正引以為鑒，討論加大助貸業務的分潤模式占比。

“事實上，從擔保模式轉向分潤模式，也是市場趨勢所逼。”多位涉足助貸業務的銀行零售部門人士坦言，近期他們均注意到不少合作助貸平臺都將優質借款用戶向分潤模式“遷徙”。究其原因，助貸平臺一方面擔心《暫行辦法》令擔保模式面臨強監管，紛紛壓縮相關業務規模;另一方面他們自有資金相當有限，無力再支撐擔保模式下的助貸業務規模持續擴張。

記者多方了解到，甚至不少助貸平臺正與中小銀行溝通，希望將擔保模式切換成分潤模式，為此他們愿意將助貸產品16%-18%貸款利息交給銀行，自己則通過獲客、輔助風控等收取較低的利潤分成。

薛強算了一筆賬，若銀行通過自身風控模型與第三方輔助風控，將壞賬率控制在3%以內，扣除資金成本與風控運營成本后，助貸業務實際利潤率可以達到約6%，較擔保模式幾乎翻了一倍，有助于銀行提升零售業務利潤應對疫情沖擊下的潛在壞賬風險。

“但是，要說服銀行高層同意試水分潤模式，絕非易事。”他指出。

分潤模式“興起”背后

記者多方了解到，隨著擔保模式遭遇發展瓶頸，越來越多中小銀行正計劃拓展分潤模式。

一家城商行互聯網金融業務部門負責人向記者透露，經過多年實踐，他們認為自身風控體系取得不小的進步，應該能在疫情沖擊與經濟周期波動環境下有效壓低壞賬率。因此銀行內部也認為引入分潤模式提升助貸業務利潤率的時機已經成熟，加之近期不少助貸平臺都將優質客戶導入分潤模式，他們若再不行動，可能會錯失業務發展機會。

“現在我們遇到的最大阻力，是銀行高層認為分潤模式令銀行助貸資金曝光在壞賬風險下，對此心有顧慮。”他指出。這意味著說服銀行高層下決心試水分潤模式，依然道阻且長。

記者多方了解到，銀行高層之所以顧慮重重，一是因為此前助貸業務在擔保模式下“躺著賺錢”，風控模型顯得相對寬松，如今突然要自負盈虧，風控模型能否扛起壓低壞賬率的重擔，他們心里沒底;二是在產品備案時，地方金融監管部門會因為風控與獲客等環節不夠完善而不予通過。

上述城商行互聯網金融業務部門負責人透露，他們做了大量溝通工作，一方面在內部整理大量資料，證明自身風控模型在疫情沖擊與經濟周期波動環境下，能將壞賬率控制在一個穩定較低區間;另一方面要求助貸平臺提供詳盡的輔助風控資料，包括借款人是否為家人購買足額壽險醫療險、是否按時償還房貸、是否購買較高額度第三者責任車險等，從多個維度精準評估借款人的還款意愿與還款能力。

“我們還特別看重助貸平臺的場景化布局與大規模獲客導流能力，因為它既能更全面精準地勾畫用戶畫像，從而為風控模型持續優化奠定扎實基礎，又能確保助貸資金流向實體經濟，不大會被借款人用于借新還舊增加多頭借貸風險。”薛強告訴記者。但他發現，最終驅動他所在的銀行高層同意試水分潤模式的最大因素，是后者聽說一家股份制銀行在試水分潤模式后，通過有效風控措施壓低壞賬率，令助貸業務規模與業務利潤率分別提升30%與100%。

“目前，鑒于銀行助貸資金安全的考量，我們對采取分潤模式合作的助貸平臺仍采取較嚴的準入門檻。”他坦言。近期銀行內部擬定了一份可納入分潤模式合作的助貸平臺名單，基本都是具有股東上市背景、或已上市的互聯網消費金融行業頭部平臺，包括具有龐大消費場景的螞蟻金服、京東、樂信等。此外，他們還定期研究這些機構財報與市場信息，確定它們在疫情沖擊期間依然將逾期壞賬率保持在較低水準，才會將它們留在這份名單里。